薛元明人生只合驻湖州 [复制链接]

人生只合驻湖州

——吴昌硕印中的岁月情怀

文｜薛元明牛墨王说书原创首发

记得一位老印人说过：一个篆刻家一辈子的精品能有十方，就非常了不起。细想一下，还真是这么回事，还必须是大师级人物。明清以来的篆刻大师，平生所作能够流传后世，少的就几方、十几方，多一点的几百上千。到了近代，齐白石、邓散木都已经过万，如果精选一下，代表作也还就那么几方。这当中实际上蕴含了一个“成功率”的问题。印人的大多数印章，可能就像人的长相，既不好也不坏，属于“大路货”。精品乃至代表作则是“合力”作用的结果。但不合格的作品，稍有不慎，就会出现。赵之谦无疑是成功率最高，每一方印章都经过深思熟虑，心高气傲，绝少应酬。吴让之、*士陵印风自然质朴，平中见奇，稳定性高，出彩率也较高。齐白石应酬多，个人的代表作和应酬之作落差极大，像“人长寿”和“中国长沙湘潭人也”等，绝对妙品。邓散木印章存在程式化之不足，稳定性高，但出彩率要看具体情形。来楚生印章稳定性高，精品率也高，很多篆刻家可能存在代刀，但来楚生刀法极其复杂，无人能代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
在流派印大师中，有一个人非常特殊，那就是吴昌硕。虽说“诗书画印”四项全能，窃以为印章属于“头牌”。印章从最初入门到风格形成非常神奇。早年《朴巢印存》中的印章，极为稚嫩，有很多习气，因为眼界未开，功力不到，四十岁左右，便立地成佛，面目为之一新。很显然，成为大师是需要潜力的。判定书印人是否称得上大师的标准，只就作品层面来说，必须做到风格独特，自成一家，但这句话很抽象，简而言之，随取任何一字即能识得，就是“辨识度”高。书印差别在于，书家要求风格有明显分期，中青年面目初具，有大家气象，定型而不结壳，书法与人生同步。试想，一个人到了六十多岁还能进步，不断变化，那肯定是大师无疑。吴昌硕的石鼓文到了八十岁之后，还能持续积累变化，不可谓不神奇。对于印人来说，要求整体风格统一，首先是朱白统一，其次是书印统一。当代很多所谓的名家之所以越来越退步，或是因为成熟太早，或是才气和修养积累不够，结壳之后迅速江河日下。艺术一旦结壳，就不能吸收营养。不进步则一定会退步。印章相对书法来说属于早熟者，风格初具之后可以逐步完善。书法是可以晚熟的，但也因人而异。吴昌硕印风成熟较早，书法晚熟，写石鼓文到六十岁之后方能从容，脱去形貌。不同书体之间打通了，诗书画印最后也打通了，相互借鉴而不越界。如果单独就印章来看，本身就是“诗书画”的载体，边款可以写诗写画，印面处处见笔意，妙合无垠。

言及至此，应该回答吴昌硕为何特殊？特殊之处在于，印章记录了个人人生，自己的出身，不同的人生阶段的选择，个人名号的来历以及自己的喜怒哀乐，尽在其中，故而才称得上有意境。吴让之和*士陵等人，只是很偶然会有某一方或几方，而且还“不连贯成篇”。两人姓名印特别多，主要还是为生计忙碌。本身境况不太好是现实原因，从吴让之和*士陵基本上看不到诗作这一点，就可以做出判断。齐白石印面的一些文辞，如“星塘白屋不出公卿”、“以农器谱传吾子孙”、“牵牛不饮洗耳水”、“三百印石富翁”、“吾画遍行天下伪造居多”、“无君子不养小人”、“老岂作锣下猕猴”等，有独到之处，但从其一生来衡量，仍相对单一，整体上的丰富性较之吴昌硕要逊色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判断经典的标准不能单纯地就技法而言，必须是一种综合见解。如果只就技法而言，各有法门。现在评价一方印的好坏，都是从作品到作品，单纯地取决于印章本身，就变成了“小技”，也只能是雕虫小技。一方印换了别人也能刻出来，而且通过简单地培训就能掌握。至于为了润格、为了生计所创作的作品，大多数的情感都是干瘪的。不耐看的原因在于印章没有灵*。说白了，印和人是脱节的，印章背后没有大写的人。印人只有赋予印章全部的心思和心血，才能铸就不朽的经典。就像一件《散氏盘》拓片，大小不过盈尺左右，一件小品而已，但没有人敢小觑，因为书写者的精*在其中。干将莫邪锻造宝剑，最终投炉而死，人的精*附在剑上，才能人剑合一，灵气十足，削铁如泥。对于吴昌硕来说，印即人、人即印，人印合一。换言之，印章成为人生的载体，是有灵*的。吴昌硕印章代表作，技法、才情和人生，融为一体。意蕴的丰富性，造就了耐读性，百读不厌。

吴昌硕出生在浙江安吉鄣吴村。这方刻于年的“半日村”印章边款有“孝丰鄣吴村，一名半日村”。将“日”处理成圆形状，营造出徐徐升腾的气势，章法一下子生动起来，“半”字中粗壮的圆点与厚重的底边相呼应，朱白对比强烈。整个印面具有画意。

“古鄣”白文印取封泥残烂之法，大朴不雕。此时的手法已经神*莫测。“做”是吴昌硕高超的手法，但“做了和没做一样”才是高明之处。

“湖州安吉县”单独看以为是地名，实际上是诗中句子，从白文“湖州安吉县，门与白云齐。”就知道了。朱文印章五字成四字布局，用“十”字格分开，右侧边栏残破，以印文来借边，“州”字以隶为篆，“湖、安、县”三字中的粗壮红点，相互呼应。在吴昌硕的印面中，技法已经炉火纯青。“湖”字“月”部上方边栏残断稍过一些的话，“月”处就显得松散，整个印面都可能分崩离析。“豪放之处不忘精微”，此言不虚。白文有十个字，密中见疏，驱刀如笔，刻印如同写字。这四方印点明了吴昌硕的出生地。一辈子的乡情，尽在其中。

吴昌硕共活了八十四岁，漫长的人生经历，最终浓缩在几枚小小的印章里。第一方是“同治童生，咸丰秀才”。印文笔画粗壮，可以感受到成熟期《石鼓文》的豪放气象，特别之处在于借鉴邓石如法，化篆为隶，以隶书体式来安排印面布局，八字分成两列，但内部稍有交错。虽借隶形，不觉唐突。边款有几个关键词：“予生不辰—避洪杨之难—流离转徙—学殖荒落”，感叹生不逢时。这显然是78岁的吴昌硕回忆起早年经历而作。人老多情，客居他乡，思之奏刀，有感而发。

“一月安东令”共刻了三方，此处选一，刻于年，时56岁。这是一方双面印，另一面刻有“听有音之音者聋”，印面虚实对比和层次感变化极大。全句是“听有音之音者聋,听无音之音者聪,不聪不聋,与神明通”，出自《淮南鸿烈·说林训》。毫无疑问，这方印的意思和取号“大聋”有关联。

吴昌硕最终在出世和入世之间找到了“从艺”之路。吴昌硕做了一个月的县令，实在无法说服自己，只有弃官一途，遂刻“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”印，边款写道：“官田种秫不足求,归来三径松菊秋,吾早有语谢督邮。”

吴昌硕有时回忆起这段官场经历，还曾刻过一方“酸寒尉印”，此外还请任伯年造像。能够自嘲之人，都是豁达之人，“放下便是”。一个酸字，一个寒字，写尽人世艰辛、人间冷暖，远比郑板桥的“七品官耳”耐人寻味的多。这是吴昌硕平生不多见以单刀刻印，细而不弱，刀刀有变。从“酸寒尉”到“一月安东令”再到“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”，吴昌硕从此绝于仕途，专心诗书画印，终成一代宗师。

“西泠印社中人”一词已成为篆刻领域里的标志，也是一个时代的里程碑，罕有其匹。从边款来看：“石潜、辅之两兄属刻,持赠书徴三兄社友金石家。”最初非本人之意而刻。吴昌硕此时74岁。印风老辣苍茫，三个左右结构的字，呈错落之势，《石鼓文》已高度成熟。西泠先有社再有长，但对于吴昌硕来说，并非因西泠而沾光，而是西泠因吴昌硕而生辉。如今那么多社员的印章，也许加起来都敌不过吴昌硕的一方印。吴昌硕的成长经历，既复杂又简单，开始和很多人一样，寄希望于功名仕途。过人之处在于，一旦发现此路不通，从此专心于艺。

吴昌硕喜欢取名号，最有意思的是缶庐、苍石和苦铁，三种不同的材质，一个比一个硬。“缶”原本是古代一种陶器，类似瓦罐。以此为号，吴昌硕尊古、好古的情怀，溢于言表。“苍石”可能有很多理解角度，深色的、有棱角的、坚硬的、奇特的，不妨综合成“有个性的石头”。“铁”寓之苦意，更见声色，印人锲而不舍，就连刻印的刀都累苦了，可见勤奋之极。

“缶记”为32岁刻，印文乃花押样式。边款为隶书，皆少见。刻罢临时起意，得诗一首：“茅屋四隅幽,新篁看欲活,晓来山雨多,秋烟生一抹。”整体上诗意浓浓。

“缶庐”印有多方，此为最见画意者。边栏处理极为高妙，形散而神不散。

“苍石”一印亦见画意，残破手法运用出神入化。“苦铁”一印妙处在边款，借半瓦而成，盖印时号在下名在上，读印时号在上名在下，极有妙趣。

“大聋”记录了吴昌硕耳聋的事实。但也有传闻说，吴昌硕其实是装聋。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就是一种聋，省却三千烦恼，专心从事艺术创作。吴昌硕到底是真聋还是装聋，读“二耳之听”印章便知道了。

吴昌硕金文入印很少，有些白文不太理想，而像“暴书”和这方“二耳之听”很精彩。“二耳之听”出自《墨子·尚同下》：“一耳之听也，不若二耳之听也”，寓意惕励自我，表达不护己短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胸襟。综合来看，取号“大聋”就是只聆听天地之音，其余的琐事，聋了也就聋了吧。

吴昌硕不但名号多，斋号也多。“破荷亭”即是其中之一。边款有“古铁印高浑一路”，偶尔露峥嵘，自负一下也未尝不可。“印眼”在“荷”字单人旁，如果安排成平行的两竖画，则整体上纵向笔势过多，而且印面左右散漫，将单人旁如此处理，全印为之生色。“亭”字中的块面与留白对比，气场强大。

白文“破荷亭长”读之令人忍俊不禁。“亭长”乃秦官名，级别相当于现在的乡长。自诩为“破荷亭长”，等于自封一个比芝麻官还小的官。这方印巧妙处在于留红。比如“破”字中有两处，“石”部的“厂”和“口”之间，“皮”部中“”上方。此外，上半部分“破、亭”二字下半部分与“荷、长”二字之间有一条细红面，尤其“荷”字左侧下方的留红极关键。“破、亭”二字的粘连，“荷、长”二字的疏离，都隐藏着变化。印中的篆字处理成“宝塔形”，对于赵古泥和邓散木后来的“虞山派”有很大影响。后继者中的聪明人，总是会抓住大师的一两点加以强化和发挥，可能会自成一派。这一点值得反思。

吴昌硕有三“号”，名号、斋号，此外还有绰号。一般人尤其是气量小的人对于别人起外号会很忌讳，尤其是带了嘲讽之意的。这当中，有言其外表瘦小而呼为“阿姐”和“老尼姑”者，亦有针对其胡须不多而加以嘲弄者。

吴昌硕皆不以为然，遂刻“无须吴”和“无须老人”两印。前一方刻于七十岁，另一方相隔十一年。“无须吴”边款云：“翁灵舒逃禅乎，我禅未逃须则无，咄咄留须表丈，无须吴，无须吴。”这两方印，一朱一白，皆是经典之作。篆字飞动，留红（白）生动，对比强烈。读这样的印章，会有余音绕梁之感。当下很多印章，看着都好，但又不知道好在哪里，原因即在于不耐品，只能猛然看一眼，经不住推敲，没有回味。

吴昌硕一生的岁月时光，浓缩在十几方印章中，可以称得上是“以印记史”——一个人的篆刻史。从出身故里到为官经历，从艺事巅峰到日常交际，历历在目。此外，还有一类印章，说得上是“以印寄情”。当然，从广义上来说，刻印都是“刀下留情”，但要做到顺乎自然，见真性情，绝非易事。如果印章都是为刻而刻，何来言情，何情可言？如果说，前文所列，多数偏于名号斋号，后文所列则多半以闲章为主，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吴昌硕的才华和性情。

从“老夫无味已多时”中可以感受到艺情和才情。此印七字，宛如书写一般，自由从容，无不妥帖，彼此呼应揖让，浑然一体。此句出自白石道人姜夔的诗。“老夫无味已多时”初读似有僧道之味。人到了一定的年岁，会看淡一切，还真是无味了。吴昌硕曾说过：“欲自立成家，至少辛苦半世”。对照“老夫无味已多时”可以领略到，在从艺之途中，实在是百般滋味，难以随意猜度个中甘苦。

“园菜果蓏助米粮”可以看到温情和闲情，人性当中最质朴的一面。边款中有记：“予居乡时，尝涉此境”。所谓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，向往和思念田园生活，流露出布衣情结。印面的安排总体上是对称的，但对称中有不对称。

“明月前身”所记录的故事已为众知。这方印透露出吴昌硕的真情和悲情。人到暮年，常常回忆起往事，不免黯然神伤。很多时候身不由己，也正因为如此，真情流露。印面文字为小篆，添加了“十”界格，字形虽在格子中安放，但天趣飞动，加上边款的图画和言词，意境感人。

“人生只合驻湖州”印边款记：“白龙山人嘱治石。时梅雨初晴，精神为之发越。”这方神品之作流露出乡情和亲情。客居沪上，成了艺坛领袖，风光无限，但再怎么说，总是漂泊在外。乡情和亲情，永远无法割舍，梦*牵绕，难以忘怀。这方印正好与“湖州安吉县”遥相呼应。印面文字安排错落有致，跌宕多姿，动静相宜。能言“方寸之间见大千世界”者，于吴昌硕可谓名至实归。

吴昌硕的精品力作远不止这么多。同时代的艺术大师也有一些精品力作，但基本上没有人能和吴昌硕一样，可以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七情六欲融入其中。每每读印，总回想起许多典故，许多故事，之所以魅力无穷，正源于此。岁月无情，每个人都将老去。作为印人，人生寄托于印，可以在这个薄情的时代深情地活着，而在身后，这些熔铸个人精*的印章，将化作一颗颗舍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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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薛元明，艺术批评家，专栏作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