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本文来源：济南日报」
□红孩几天前，我认识的一位部长级领导走了，报纸上陆续出现几篇怀念他的文章。人走了，活着的人送一程，或写一篇怀念文章追思一下，是人之常情。算来，这些年我写过的此类文章大约有三十篇吧，仅文艺界的人物就有浩然、刘绍棠、陈忠实、柳萌、雷抒雁、章仲锷、汪国真、李瑛、李小雨、资华筠、从维熙等。
人来到世界上，没有一个人是专为告别而来的。不管是谁，最终都有告别的那一天。过去，人们对走掉的人常要盖棺论定。大人物，或者说有一定身份的人物，他所在的单位或组织还要写上一份悼词，或者是生平简历。我父亲去世的时候，他的悼词是我自己写的，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最了解最懂得他。
我相信，大凡写文章怀念某个人的人，他与逝者一定有着很深的友谊和感情。很多人喜欢看我写的怀念文章，说我从来不写表面事情，而是从细节出发，带着真正的感情去写，也不刻意夸大某个人的成就与功德。譬如，我写诗人李瑛，他留给我的细节是他在八十多岁时，竟然在炎炎夏日里骑着自行车到单位给我送他新出版的诗集。以他的级别，是随时可以让单位派小车的，当然也可以支配他的公务员。可他偏偏不这样做。再譬如，我写浩然。第一次见浩然是在年的初冬，地点在北京怀柔。记得那是一个北京郊区青年的文学联谊会，浩然是穿着黑色的棉裤来的。在讲课过程中，他突然内急，说着话就突然站起来，说他要上趟茅房，弄得我们都惊愕了。想不到一个大作家，竟这样的接地气，一点儿不把我们当外人。年，浩然为了扶持河北三河的作者，亲自到我所供职的报社，让我帮他联系出版社，为作者出书。我们报社当时和《求是》杂志同在一座大楼办公。站在大楼前的大槐树下，浩然感慨地对我说，年他曾在《红旗》(即今天的《求是》)杂志工作，在这里他写出了长篇小说《金光大道》。
我很喜欢根据仓央嘉措诗歌改编的歌曲《在那东山顶上》，其中有句歌词“如果不曾相见，人们就不会相恋；如果不曾相知，怎会受这相思的熬煎”，我每次听到都会心弦一颤，百转千回。听得多了，我受其感染，又尝试添加了一句——“如果我们不曾相遇，怎会知道幸福原来就在你的面前”。
最近，看到一则消息，说某位著名表演艺术家，在医院的最后三个月，完全是由一位65岁的女护工全程照顾，而老艺术家的儿子只来探望过两次，第一次待了30分钟，第二次待了10分钟。老人为此很伤心，他在给儿子的遗书中，除了讲述他对儿子从小到大的期望，就是对后来儿子的表现无可奈何的失望。他不能理解，儿子自结婚以后，先由一周回来一次，到半月一次、一个月一次，最后半年一次，即使回来，也是要完钱，一个电话就被人叫出去喝酒去了。难道自己真的老而无用，被儿子嫌弃吗?老艺术家最后决定，把自己所有的存款和房产全部赠予陪他走完最后人生的那位女护工，他只给儿子留下一块钱。他觉得，那位女护工更需要他的存款与房产，他不希望儿子以后和那位女护工有任何经济纠纷。
我把这个故事在电话里讲给老作家周明听。周明听罢唏嘘了老半天，说老艺术家的儿子怎么能这样呢?百善孝为先，父母生我们养我们不容易啊!何况老人还用自己的积蓄为儿子买了房子车子，也就是说，作为父亲，他所能做的全都做到了。我说，医院，亲眼看到一位84岁的老人拒绝透析治疗。周明问我为什么?我说，老人有个儿子是演员，每天在各地拍戏，根本没有时间陪父亲看病，他为老人雇了一个保姆，但老头的老伴又容不得保姆，保姆一连换了好几个，最后干脆不雇了。周明说，老太太不肯雇保姆，难不成她要亲自上阵不行?我说，老太太最初来过几次，后来盯不住了，就给老头买了一辆电动车，医院的四楼，老头都要费很大的力气。在透析过程中，还会出现血压低、抽筋等症状，家里没人根本不行。有几次医护人员给老头的儿子打电话，结果被告知他在四川拍戏。给老伴打电话，老伴说她腰疼，行动不方便，让大夫看着办。看到那样的情景，周围的人都感到非常气愤和心酸，可谁也帮不上忙。半月后，医院了，我问大夫老头怎么不来了，大夫说，他拒绝治疗了。我说，他把人生看透了。大夫说，不对，应该是他把人性看透了。
周明还告诉我，我认识的那位部长级领导跟他很熟。他去世后，老友们互相议论了好几天，关于那老兄在任时的得与失。周明不曾想到的是，有位南方的女作家，在得知这个领导去世后，竟然在电话里对他失声痛哭。周明劝女作家，不要过于伤心，毕竟是八十岁的人了。这位女作家对周明说，老友去世固然很伤心，更让她伤心的是，她几乎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。她交往的中青年作家，对这位老领导没什么印象。而一些老作家，有一部分对这位老领导在职时有些做法心存抱怨，而更多的是许多老作家要么去世，要么生病，有几位竟然耳聋了，即使在电话里近乎喊着说话，可对方还是喂喂问你是谁，说来真是伤心得很。
放下周明的电话，我沉思了良久，在我所接触的父辈和师友中，也确有不少人开始进入老态龙钟了。在
不管怎么想，我们今生相遇，就已经是一次彼此幸福的相逢!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