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郭华
来源：《品读》年第12期
早晨，我被电话铃声吵醒。谁这么早来电话？我披上睡衣去接听，是父亲：“过年你们一定要回来。”就这一句话，说完就挂断了。父亲耳聋之后，每次打电话都是这样，把他想说的话说完，不等我们回答就挂断。我扭头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，已经8点多了，父亲的电话来得并不早。
如果不是被电话吵醒，8点还在赖床，我是不是真的老了？自从退休之后，任何一点与过去不同的变化，都会导致我在心中这样问自己。但是，望着刚刚放下的电话，我突然想到我不能老。
父亲今年86岁，当了一辈子老师，教过小学也教过中学。他的教学水平如何，我无法评价，但他确实非常敬业。他曾在一个村子教学，若干年后，那个村子的老支部书记神色凝重地对我说：你父亲那才是真正的老师。虽然我不能诠释“真正的老师”的含义，但我明白那是对父亲的最高褒奖。我们兄妹5个，小时候由奶奶负责照看，无法去下地劳动，所以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。对于一个8口之家，父亲38元的工资显得过于微薄。常常看到父亲和母亲在煤油灯下一分一毛地计算家里的开支，即使这样精打细算，还是常常断粮。可是，每个周末父亲从学校回家的时候，他自行车的车兜里，一定会有让我们高兴的东西，哪怕是一分钱一颗的糖豆。到父亲退休的时候，我们兄妹都已自食其力，不仅不需要父母操心，还能多少给父母一些补贴。应当说，父亲退休以后的生活，还是轻松惬意的。但前年母亲的去世，给了父亲沉重的打击。作为长子，我见证了父母几十年的生活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他们也就是寻常夫妻。谁知道老了以后他们竟然有那么深的感情，竟然是那样的相互依赖。一时间父亲一蹶不振，生活规律也完全乱了。母亲在世的时候，诸如“过年一定要回来”“别隔太多日子就回来看看”这样的话，都是由母亲来说，现在父亲比母亲更加期待我们回去。他把对于母亲的思念和依赖，加倍地转移到了我们身上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和我叙说他和母亲晚年的生活，他愿意讲述那些只有我能听懂的陈年旧事，当然，他最希望我能带着小孙女回去，享受四世同堂的乐趣……
父亲还在，我怎么能老呢！
妹妹和父亲住在一起，我给妹妹回了一个电话，确认我一定回去，然后去洗漱。
稍微有点头痛，我知道这是昨天晚上喝酒多了。其实，昨天晚上并没有人劝酒，是我自己太兴奋了，因为相聚的人中有我小学的老师。老师依然精神矍铄。他毕业于地区师范学校，工作的第一站就是我们村，当时我正在读小学三年级。那时候老师年轻英俊，举手投足都洋溢着青春活力。后来老师的一位同学告诉我，60年代初期，专署所在地只有一所中专学校，就是地区师范。每当“五一节”“国庆节”，师范学校的游行队伍就成了小城最靓丽的风景。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旗手，就是我的老师。老师刚刚参加工作，教学经验自然谈不上丰富，但是他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鲜的感觉。我们过去是没有音乐课和体育课的，老师来到我们学校后，这些课程全都有了。贫困的小村子里响起了孩子们的歌声。特别是那些因陋就简的体育课，常常引得村民们前来围观。老师喜欢我的作文，几乎每一次都被当作范文朗读。我们村子小，学校是“大复式”，四个年级在同一教室上课。老师给任何一个年级讲课，其他年级都可以听到。后来一位低年级的同学告诉我，我写的《麦收期间的一件事》，老师读了两遍。他至今清楚地记得那篇作文的第一句是：“当当当，几声清脆的钟声，划破了寂静的清晨……”养成一生喜欢写作的习惯，我总觉得和老师有关。老师在县城工作时，我每个春节回老家，给父母拜过年就去给老师拜年。后来老师跟随孩子迁到市里，见面少了，这一次就六七年没有见了。昨晚分手时老师坚决拒绝送他，说饭店离家很近，他步行来的，还步行回去，边说边挥挥手走了。
我真的不能老。我小学的老师还在，我怎么能老呢！
明天晚上还有一个小聚会，是我在公社当报道员时的同事们。17岁到公社当报道员，是我平生第一份工作。我们的公社是最基层的*府，只有两排土改时没收的老旧平房，大院里的每一个人都比我年岁大，都比我身份优越。且不说那些干部身份、非农业户口的公社领导，就是没有身份、农业户口的这一部分人，比如公社电影队、公社广播站，也由县级财*开支。只有我这个报道员是公社自己设置的岗位，由（社办）企业开支。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轻视我。每当我在报纸上刊登一篇稿子，他们纷纷传阅，比我自己还兴奋。生活上也尽所能给我以帮助。有一次我生病在家，信用社的会计不仅到家里来看我，还拎了十多斤面粉。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，都知道十多斤面粉的珍贵。当然，更珍贵的是那份情意。他们在各自的系统为我说项，最终我得以被推荐上了大学。退休后我经常回来，大家见面格外高兴。我们约定，一是健健康康地活着，二是每年聚一次。
年轻时在基层艰苦的环境中一起工作和生活的大哥大姐们，还在期待着和我相聚，我更不能老。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参加聚会，他们一定会想我的。
出门去走走，去沐浴和体味清晨的阳光。谁说只有夕阳属于我们？
原标题：《我不能老》
编辑：胡图郭艳慧